奈何计划生育成了“罚款生育”

给超生户及其家属开办“学习班”的做法，不是普宁计生局的独创。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，这种做法在农村就屡见不鲜。我伯父退伍之后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计生专干，每次运动一来，他就带着上面来的干部到超生户家里逮人，“叫嚣乎东西 隳突乎南北”——逮不到人就破门而入，“上墙揭瓦、进圈赶猪”。如果把这画面拍摄下来放给不知情的人看，一准认为这是鬼子进村的场景。这工作伯父没干多久就罢手了，按照他的说法是，“这种缺德事情干久了，生儿子会没屁眼的。”

学者秦晖与杨支柱老师曾经就计划生育有过一次有趣的坐而论道。在这次辩论中，秦晖提出这样两个疑问。第一，我国的人口危机到底有多严重，以至于要动用国家机器对生育自由要实行限制？第二，如果确实需要限制，这个决定如何形成？秦晖自己给出了答案，认为就算限制生育自由，也要经由民主程序。

当然，鉴于中国特殊国情，没有进行任何验证，没有经由任何民主程序，计划生育也搞了这么多年了，按照官方的说法，还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”，“成绩不容置疑”。一组来自《瞭望》周刊的数据显示，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，中国少出生了4亿人，这意味着少消耗粮食1710亿公斤，少消耗水资源1867.5亿立方米，少占用耕地播种面积5.7亿公顷，人居、生态环境恶化程度减轻20%以上……但我认为最大的一个成绩尚未统计在内，那就是向超生户们征收了一笔总数庞大的“超生罚款”——准确地说，应该是叫社会抚养费，不过大家都明白，那基本上是一回事。

这笔收了三十多年的超生罚款总额有多大，目前尚未权威的统计数据公布。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在不少地方，超生罚款成为地方财政的来源之一。搞清楚这一点有助于你明白，为什么在推动计划生育政策上面，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不遗余力，征收超生罚款的办法更加花样百出，甚至不惜违反法律法规——那种对当事人采取强制结扎，还动辄株连家属的举动，放在哪一个国家都是违法行为。因此，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，计划生育已经蜕变为罚款的工具。

这种以罚款为目标的计划生育。只要有足够的钱缴罚款，你超生一个班的孩子都没问题。没有钱？对不起。“一胎生，二胎扎，三胎四胎刮，刮，刮。”这样凶狠的口号，敢对有钱有权者喊出吗？不会。所以，被普宁计生局非法拘禁的1377人绝大部分都是无钱无权的农村人。

由于惠及全民的社会养老保障系统还未建立，计划生育成了“罚款生育”之后，就让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群失去了养儿防老的机会。最新的一个例证是：安徽省太和县李兴镇程寨村一位85岁的老人，在儿子今年1月死后，无人照料，被活活饿死在自己栖身的废墟里。面对村民们对村干部不履行救助责任的指责，村干部的回答是，“谁让他没有儿子。”